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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候变化对策全球论坛“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6次会议）于10月31日在英国开幕。本文中将对日本的相关举措以及现状和课题进行简单说明。

关键字：能源转换、气候政策、净零目标、脱碳社会、可再生能源、全球脱碳竞争

“雄心勃勃”的净零目标在国际上稍显逊色

自2020年10月时任首相菅义伟突然发表“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净零宣言”以来，日本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似乎开始急速推进。除了企业纷纷设定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外，相继有企业表示计划在2030年左右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一些金融机构明确表示不会对煤炭相关业务进行投资，这些被认为是“气候变动对策新主角”的非国家主体（Non-states actors）的行动引人注目。

然而，事实上，支持和鼓励进一步行动的重要国家政策（特别是经济产业省主管的能源政策）依然保持原来的状态，距离实现脱碳社会所需的根本性变革（Transformative change）还很遥远。

瑞穗金融集团（FG）股东大会会场前，环保组织呼吁股东们停止投资煤电。

（图源：时事通信社，2020年6月25日）

随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频发等气候危机加深，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美国拜登政府，以及在新冠疫情复兴中以环境对策为主要支柱的欧洲各国等相继提出，将努力提高2025-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受此影响，日本政府也在今年4月，将2030年的减排目标从比2013年削减26%扩大到削减46%。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到2030年日本的减排目标仅能够达到39%，因此这个数值（46%）对日本而言确实可以说是“雄心勃勃”。

然而，受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影响，实际上作为基准年的2013年时排放量特别多的一年，如此一来比2013年削减46%实际上仅相当于比2010年削减约42%，不及美国和欧洲，并且低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为了将工业革命以来的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所要求的“比2010年削减45%”。据国际智库气候行动追踪组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估算，日本作为世界第五大排放国，考虑到目前为止的排放量，实现气温上升控制在1.5度以内所需的减排量应当为“比2010年削减60%以上”，因此在国际上而言，日本“46%”的减排目标实在算不上雄心勃勃。

G7中仅日本“保留煤电”

经济产业省的专家会议于8月起草了支持46%减排的新政策方针——“能源基本计划”草案，预计近期将在内阁会议上决议通过。但是，仍存在许多问题。

为了实现2050年的脱碳社会，以“最大限度引入”可再生能源为目标，包括大型水力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例（电源构成）从现行目标的22~24%扩大到36~38%，但与许多研究机构提出的日本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潜力相比仍然很低。显然不及其他国家的引入成果和未来目标，很难说是开辟了能源结构根本性转变的道路。

但是，从与1.5度目标的关联来看，该草案更大的问题是保留燃煤发电。草案在将2030年煤炭的电源构成设为19%的同时，将煤炭定位为“具有优良稳定供应性和经济性的重要能源”，并表示2030年后也将继续使用。

由于燃烧过程中二氧化碳（CO₂）排放量极大，煤炭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的最大原因”，因此各国纷纷决定彻底废除燃煤发电。在联合国秘书长要求7个发达国家（G7）于2030全面废除燃煤发电的形势下，日本此举是一异例。G7中明确表示保留燃煤发电的仅有日本，甚至有人批评其为“煤炭成瘾（Coal addiction）”。

另外，该草案吸取福岛事故的教训，提出“降低对核能的依赖”，而另一方面，又评价核电为“低碳准国产能源”、“运行成本低、波动小”、“有助于能源供需结构长期稳定的重要基荷电源”。设定的2030年度的电源构成与现行计划相同，为20～22%。

自福岛事故以来，由于电力公司对新安全标准的响应迟滞、诉讼以及居民的反对运动等，已关停核电站的重启没有按预期进行。可以说，几乎所有专家都预测仅占发电量6%～7%且成本高的核能发电未来10年将不会再扩大。明智的做法是将投资转向快速增长的可再生能源，而不是过度期待成本高的核能。

没有看到能源供求观念的根本性变革

为了实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减少、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需要对能源供求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尽管如此，与核能、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等各种能源业界的利益相关者始终与所在地域之间进行着各种博弈，可以说，《新能源基本计划》是日本能源政策无法进行根本性变革的象征，无法感受到其向全社会释放了将面向脱碳社会推进能源系统大变革的信号。

日本政策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碳定价机制”引入的延迟。“碳定价机制”正在成为各国政策的主流，创造了向脱碳社会转变的动力。日本也有根据化石燃料的成本征收的“全球变暖对策税”，但是税额极低，为每吨二氧化碳298日元（约16.7元），且为固定税率，不与CO₂排放量挂钩。从这一制度引入以来日本的动向来看，其无法成为日本结构转换的催化剂。

日本前首相菅义伟于2020年12月指示经济产业省和环境省尽快研究“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碳定价机制”，虽然正在对该制度进行讨论，但还完全没有具体化的目标。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引入了碳税，这正成为实现脱碳社会不可或缺的政策。韩国已于2015年引入“碳排放交易”（碳定价的另一个具体措施），中国也于202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因而日本的政策迟缓显而易见。

与德国大选中气候危机政策成为最大争论点的情况相反，气候变化政策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几乎没有被讨论。

首相换届导致政策“倒退”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内容推进气候变化政策的菅义伟内阁已下台，一直在推进可再生能源扩大政策的规制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和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总裁选举中被击败并失去了影响力。从目前为止的言行来看，新上任的岸田首相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危机意识明显少于前首相菅义伟。岸田首相虽然积极推动核电，但是很少提及气候变化政策。

结果，政策停滞不前，甚至有人担心在一些有力公司的反对下，前任政府推行的政策会倒退。例如，新经济再生大臣山际大志郎因强烈反对碳税而闻名。随着菅义伟内阁的结束，可以说日本距离全面引入碳税还很遥远。

为了确保日本走向脱碳社会，菅义伟内阁所遗留下来的不只是全面碳税。未来还有很多政策问题，例如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并大幅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脱碳社会政策的两环）的政策，为实现汽车等交通运输部门脱碳的法规和支持等。

岸田新政权如果不尊重前政权的遗产，加快向脱碳社会迈进的步伐，则与主要国家在过去10-20年间不断扩大的政策差距将进一步扩大。随着气候变化对策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课题，如果这一状态持续下去，日本的地位将会下降。同时日本工业将在全球脱碳竞争中败下阵来，失去许多商机。

日本能源转换延迟：首相换届导致气候变化对策更加不确定